为什么没有“哲普”■ 郁喆隽

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状况，别人问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学哲学的。

别人紧接着还问，你能够找到工作吗？

或者他们还会问，哲学有什么用？

倘若借用文化人类学的说法，对同一个事物总是存在局内人（insider）

和局外人（outsider）的不同说法。可能在局内人看来局外人是不了解他们的，反过来，局外人会认为局内人的自我理解是可笑的。 但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我想大概两者都是正确的。二选一的问题通常是陷阱， 因为哲学很难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所以我就想，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理解的差异？

有时我阅读同行的论文， 发现他们用了非常多的不该用的“黑话”———艰涩的专业术语。读一些论文，你完全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阅读积累和对一些专业词汇的理解；但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状况， 即写文章的人故弄玄虚，

摆弄一些艰涩的词汇。这可能是造成哲学家和普罗大众没法进行良好交流的一个原因。

毫无疑问，在当代的学院哲学和大众之间存在非常大的鸿沟。但是如何理解这个鸿沟，差异会很大。老一辈的哲学工作者往往会说造成这样一个鸿沟的原因是大众不读书，不愿意思考。 我觉得有必要反躬自省一下———作为一个局内人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担当，来克服这个鸿沟。我觉得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单方面造成。我更愿意从自己身上或者说局内人的角度来找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因为当代的学术分化非常严重。甚至一个哲学研究者，对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也不是那么了解。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如果跟一个逻辑学者聊，可能完全不懂后者在干吗；一个做伦理学的老师读当代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可能看不懂。专业过于细化、分化是当代学术的一个特征，也是通病。所以，我们需要稍微打破一下学术壁垒，才能看到问题的全貌。

我发现在自然科学那边，各种科幻、科普作家经常参与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互动。 他们写了大量的书，

来填补专业研究者跟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工作者，可以来向大众说一些能够让大众听得懂的哲学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空场。如果有科普的话，为什么会没有“哲普”？甚至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有这样一种普及。但是这种普及绝对不是说把它的层次降下来，而是说专业研究者抱有良好的意愿和意向，和大众进行很好的互动和交流。其实，哲学问题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和经验世界。如果哲学工作者不了解当代社会， 尤其是大众心里在想什么东西，这个哲学可能是不接地气，或者说是悬空的哲学———很多问题如果仅仅来自于学科的内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心态。这是我开设“电影中的哲学思辨”

这个课程的背景。

《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电影中的哲学思辨》郁?隽 著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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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花香何如书香远

7

书事·连载·广告2019年 12月 28日 星期六www.jfdaily.com

编辑：顾学文 执行编辑：柳友娟 BOOKS

读书与“读胜”梁实秋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 纵不必家世贵显，至少也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书而曰“香”，盖亦有说。从前的书，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加上松烟油墨，

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兰薰，并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别触鼻，无以名之，名之曰“书香”。书斋门窗紧闭，乍一进去，“书香”特别浓，以后也就不大觉得。现代的西装书，纸墨不同，好像有股煤油味，不好说是“书香”了。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买书就是一乐。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

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在这样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

等到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现代我们买书比较方便， 但是搜访的乐趣，搜访而偶有所获的快感，都相当的减少了。

挤在书肆里浏览图书， 本来应该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紧盯着你，

生怕你是一名 “雅贼”， 你也就不会怎样的从容，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书不裁毛边，干脆拒绝翻阅。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

曰：‘我晒书。’”（见《世说新语》）郝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日光浴不妨同时举行。恐怕那时候的书在数量上也比较少， 可以装进肚里去。

司马温公也是很爱惜书的， 他告诫儿子说：

“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 视天气晴明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晒其脑。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书脑”即是书的装订之处，翻页之处则曰“书口”。司马温公看书也有考究。他说：“至于启卷，必先几案洁净，

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

（见《宋稗类钞》）我们如今的图书不这样名贵，并且装订技

术进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装”那样的娇嫩，但是读书人通常还是爱惜他的书。 新书到手，先裹上一个包皮，要晒，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庋置柜橱，满室琳琅，真好像是琅嬛福地，

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之有借无还。书也应该深藏若虚，不可慢藏诲盗。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人谢肇淛编《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杓，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读书乐，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废寝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见书就哈欠连连，以看书为最好的治疗失眠的方法。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也要看所读的是些什么书。如果读的尽是一些猥亵的东西，其人如何能有“书卷气”之可言？

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实在令人难以入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不过是把书当作“敲门砖”以遂平生之志，

勤读《六经》，考场求售而已。

十载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吃尽苦中苦，

未必就能进入佳境。倒是英国十九世纪的罗斯金，在他的《芝麻与白百合》第一讲里，劝人读书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联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 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

我们国内某一处的人最好赌博，所以讳言“书”，因为“书”与“输”同音，读书曰“读胜”。基于同一理由，许多地方的赌桌旁边忌人在身后读书。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操胜算。如果沾染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呆”，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之上怎能不大败亏输？所以我们要钻书窟，也还要从书窟里钻出来。朱晦庵有句“书册埋头何日了？不知抛却去寻春”，是见道语，也是老实话。

贮藏室是我的书房何为

书房永远是令人向往的去处。

我从事笔耕数十年，从来没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一间独立的、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书房。我多次迁居， 从大城市直至外省人烟稀少的小山村。

每次搬家时，唯有书籍最累人，也最难舍弃。

我爱书，说不上藏书丰富，日积月累倒也可观，几经迁移，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日益增多，因为居处的局限，每每有书满为患之感。现在我的卧室就是书房， 群书延伸到小卫生间的大书架上，无法腾出一室作书房。

然而，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一度也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所谓“书房”，其实是一间贮藏室。那幢在本世纪初期落成的陈旧宅第，开间很大，楼下一间屋子就可作为街道办的托儿所。 我的一家住在三楼一大间，按今日标准，至少可分成三间，真是大而无当。不过房门外，紧靠楼梯，有一间贮藏室，倒是极为难得的。门一关，可与全家的生活区完全隔绝，避免尚在幼年的孩子们往来干扰。

这贮藏室于是成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书房，也许称之为“小作坊”更为贴切。狭长逼仄的一小间，北窗下靠墙置一旧书桌，进门处兀立两只叠起来的玻璃书柜， 都是原先住户废弃的家具。除了窗下书桌前可容纳我的一把旧藤椅，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不过，这样的一间书房，一个人躲在里面写作，思想很集中。我利用一切节假日、下班后的全部业余时间，独处斗室，创作的思维和想象空间都很广阔。

五十年代的上海，寒冬腊月，气候比现在冷得多。寒夜，窗上玻璃结满冰凌，呵气如雾。我拉上窗帘，以炭盆烤火取暖，让身边的小水壶在炭火上嘶嘶作响，伴随我逐渐投入创作境界。室内四壁都伸手可及， 我在墙钉上挂着几条绳索，以便挂上大小纸片。 纸片上有创作素材的零星记录，有辞海语林偶得的一鳞半爪，也有已成篇尚待修改的原稿。短短几年，我在这作坊里，写了不少长短文章，其中有些小文，至今还受到读者的青睐，这是我想不到的。

我很想念那间小书房。有几次偕孩子们路过其地，孩子们如今都到了中年，每次我总要指点

方位，告诉他们，那几乎不复可辨的三层楼上，过去是我们一家住过的地方。

昨日偶经该处，发现旧屋原址上屹立着耸天高楼，旧居了无痕迹。我在夜色中频频回首仰望，

怅然重温我的那个书房旧梦。

过年读书来新夏

似乎小时候都有过“过年不读书”的观念。记得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刚认字不久，就会流畅地背一首童谣，歌词至今依然记得一清二楚。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凉冬已到，收拾书包过新年。”

“收拾书包过新年”，正是宣布过年可以不读书的明证。于是就束书不读，忙乎着吃喝玩乐、走亲戚、逛集市等年事。

过了几年，已有十来岁的时候，家长开始约束，要求用些时间读点书。新年春节正在寒假内，

自己也感到玩得有点腻歪， 想增添点新内容，便顺应家长要求，留出几天读点喜欢读的书。我喜欢读的是笔记小说之类的杂书，试着用一部分时间读书，颇感兴趣别致。

我家有个旧例，春节初一，一定要用新毛笔在红纸上写一句吉祥话，名之为“元旦书红”。为了写得好一点，能得到点奖赏，春节前几天，集中精力，练几天字，其余时间便读些杂书。有位长辈建议我，利用春节完整地读读文学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每个春节仔细地读两部。我接受这个建议，真用了两个春节认真仔细地读完四大名著，其中许多情节至今犹在记忆，又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从此，每年年假，我必定有几天读书活动，累计起来也是不小的数字，填补了自己的若干知识空缺。

少年时代，“过年读书” 几乎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读高中时，遇到一位年轻而学识丰富的国文老师，引导我读“前四史”。由于学业紧张，平日读得少些，只有过年时有较多空闲，就多读几卷，并在读书基础上， 练习写论文。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汉唐改元释例》的初稿，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后来教书时，也总要在过年时读一部与教学有关的书。

六七十年代我在读书之余，还点校些古籍杂书，为读过的书写提要。这些都为日后进行科研时做好若干储备。 有的点校书后来还正式出版，

则是意料之外了。

上世纪 70年代末，落实政策后，我出任一些职务，显得忙些。但读书的习惯已与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不仅平日利用“三余”

读书，过年必读一部完整的书，否则就像缺点什么似的。而今九十多岁，回头一看，这辈子杂七杂八地干了不少事，唯有读书，特别是“过年读书”

才是一件正儿八经的事。 它给过我多少知识，还有安慰和乐趣。

我不仅自己要继续下去， 还劝新知旧友，不论男女老少，过年可以旅游、玩乐，但不要忘记挤出时间读点书。有空闲和能力再写点感受。回顾几十年“过年读书”的经历，我归纳了几点，与朋友们共享。

要坚持“过年读书”的习惯，不论怎样，总要读一部分量适当的书，把它读完。要读你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 不要硬着头皮去读无兴趣的书，以免为节假日增添烦恼。要读章节分得小的书，否则中间有人来访，不易放下。不要读大部头精装书，一则拿不动，再则需要正襟危坐地读，不若线装书、平装书那样，或坐，或卧，或斜倚，或持卷走读，均可不受限制。如条件允许，最好随手写点札记，以备他日不时之需。

这是我的生活体验，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仅供朋友们“过年读书”时参考。（摘自《书香盈室》，林公武、徐雁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花香何如书香远，美味怎及诗味长？《书香盈室》一书，选载了梁实秋、萧乾、何为、来新夏等四十位知名读书人和藏书家， 自述读书启蒙、淘书爱好、阅读方法、藏书特色及著述风格的文章，读来十分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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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多情

陈初良绘

连载

藏经洞里的疯狂掠夺

王道士把这次发现看成上天对他的虔诚礼佛所给予的回报。 他的弟子还把这稀奇古怪的故事写入了他死后的碑文。 但是， 法国人伯希和的回忆不是这样。王道士曾经对伯希和说，自己是佛的忠实弟子，并且得到了佛的认可，于是佛示意他去挖掘一个价值连城的密室。遵照佛的旨意，他果然发现了藏经洞。

围绕着藏经洞， 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有学者说：“藏经洞，中国人是偷，外国人是抢。”

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 先是把它翻检一遍， 目的是寻找一些值钱的东西。 然而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所期待的金银财宝， 于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可否把这些经卷变成钱财， 用来修复洞窟。

发现藏经洞之后， 王道士请敦煌当地的士绅来参观， 可是这些士绅并不真正懂得这些文献的价值， 于是他只能报官，希望得到官府的赏赐。他报官的方式是， 直接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搬去两箱经卷，还有许多绢画拓片。汪宗翰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官员，他也像王道士一样，

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后， 随身带走一两卷自己喜欢的。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甘肃布政使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封存藏经洞文物。 汪氏责令王道士严加保管， 不许外流。

汪宗翰为了自己的升迁， 为了能够早日离开敦煌这个蛮荒之地， 希望用这些经卷取悦上司。 他把王道士送给他的两箱经卷分赠给了甘肃的一些官员，其

中就包括叶昌炽。 叶昌炽是清朝著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碑帖很有研究，他当时担任甘肃学政。 敦煌县令把藏经洞的佛经送给叶昌炽之后，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官员们闻讯纷纷前来索取藏经洞文献，

藏经洞文献迅速在甘肃省内流失， 这些在叶昌炽的日记中有记载。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 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们获悉。 第一个来到藏经洞的是英国人斯坦因。 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

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 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 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 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 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斯坦因和蒋孝琬很快发现王道士根本不懂佛学，对佛教也知之甚少，但是对唐僧非常崇拜， 于是这个蒋孝琬就利用王圆箓的信仰， 谎称斯坦因是从印度踏着玄奘的足迹来到中国的， 为的是完成玄奘交给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玄奘委

托他把当年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再重新带回印度，如果王道士成全，必然功德无量。这个荒谬的故事居然赢得了王道士的信任，

他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反复提到他看到藏经洞被打开时的兴奋和激动。 他看到藏经洞内的景象时，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文。 斯坦因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 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 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 斯坦因决定立刻结束他的探险，取道印度折返伦敦。王道士同斯坦因和蒋师爷约定， 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当然斯坦因并没有忘记施舍给这位“恩主”一些“功德钱”，据说只是区区四锭马蹄银，合二百两白银。王道士意识到此举可能是在犯下滔天大罪， 但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斯坦因是唐僧的使者”，以此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不久之后，也就是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的后尘到达了莫高窟。

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研究员， 他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 从一个名叫载澜的人

那里偶然间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 同时也看到了载澜随身带着的藏经洞经卷。 于是他立刻改变了原计划， 马不停蹄地扑向藏经洞。到达敦煌之后，他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 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藏经洞。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的经卷，

伯希和心有不甘，为了把精品全部挑出来，

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了六千多卷精品经卷， 两百余幅绢画，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国震惊。

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一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暇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的小洞窟了。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 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给藏经洞文献的命运带来了一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 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 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 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 的唐景教碑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八）

樊锦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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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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